——上海行政区划变迁与城市精神塑造

　　黄浦江与苏州河在此蜿蜒交汇，东海的潮声与江南的烟雨在此交织交融。上海行政区划的变迁，始终与江河地理相依相拥、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，在一次次地理空间的重构中，沉淀出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的城市精神底色。

　　如果要探寻上海行政区划的根源，当从脚下的泥土与奔涌的江河开始。六千年前，长江入海口的泥沙在潮汐作用下缓慢堆积，逐渐形成这片临江濒海的冲积平原——地理学上的“冈身地带”，成为上海最早的陆地，也孕育了城市文明的第一缕曙光。如今的青浦崧泽、福泉山，松江广富林、闵行马桥等区域，正是当年先民逐水而居的核心聚落，而这些散落的史前遗址，恰是上海行政区划最原始的“文化坐标”。崧泽遗址中的稻谷遗存与陶器上的水波纹饰，印证了五千多年前的先民对这片水网密布土地的早期开发；福泉山遗址的良渚文化玉琮、玉璧，以其规整的形制与精湛的工艺，昭示着这里曾是长江下游文明圈的重要节点——彼时虽无明确的行政建制，却已形成以自然地理为界的聚落群落，为后世行政区划奠定了“依水成聚”的重要空间基因。

▲上海市博物馆展出福泉山良渚墓葬出土的玉璧

　　先秦时期，上海地区初次被纳入中原政权的版图。西周时期，这里属吴国疆域。春秋末期吴越争霸，这片土地随政权更迭先后属吴、越、楚三国，故有“吴头楚尾”之称。战国时期，楚考烈王封春申君黄歇于吴地，传说黄歇曾疏浚黄浦江以利灌溉，后人感念其德，取其封号中的“申”字指代当地，“申”因此成为上海的别称。这一时期的行政归属，虽只是大范围的地域划分，却标志着上海开始融入国家治理版图，江河塑造的地理格局，开始与政治治理产生最初的联结。

　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建立“大一统”王朝，推行郡县制，上海地区分属会稽郡，历史上首次被纳入郡县行政体系。秦代在会稽郡下设有海盐县和娄县，其县治最初分别位于今金山区境内和今松江区西北，两县的辖境划分，大致以今黄浦江上游支流为界，延续了“依水划界”的传统。西汉时期，随着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，今青浦、松江一带出现了更多乡、亭级行政单位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记载的海盐县“有盐官”，印证了当时上海地区因濒临东海而兴起的盐业生产，也为行政建制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社会剧烈动荡，政权更迭频繁，上海地区的行政归属也随之多次变动，但郡县制的基本框架始终未变。这一时期，北方人口因战乱大量南迁，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，上海地区的土地开发程度进一步提高，为隋唐时期的行政区划升级埋下伏笔。

　　唐代是上海行政建制发展的关键节点。唐天宝十载（751年），朝廷划出吴郡昆山、嘉兴、海盐三县的部分地域，设立华亭县，隶属吴郡。这是上海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县级行政单位，标志着上海从依附于周边县域的边缘地带，转变为具有独立行政地位的区域中心。当时的华亭县，辖境大致包括今上海除崇明岛以外的大部分区域，奠定了上海地区行政区划发展的基础。

　　宋代是上海行政区划进一步发展的时期。北宋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，在今黄浦区境内设上海务，负责征收酒税，为秀州17处酒务之一，“上海”第一次作为地名出现。南宋绍熙四年（1193年）到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间设上海镇，“上海”第一次成为地区专名。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华亭县升为松江府，这是上海地区首次出现府级行政建制。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，因上海镇“地居海之上洋”，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与盐场聚集地，朝廷划出华亭县东北境置上海县，隶属松江府。上海县的设立，让“上海”正式成为县级行政区划名称，也为上海城市发展定下了名称基调。

▲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展示馆

　　明清时期，上海地区的行政区划体系趋于完善。明代，松江府属南直隶，清代先属江南省，江南分省后属江苏省，下辖华亭、上海、青浦、嘉定等县，县域划分更加精细，基本形成了今上海各区的雏形。这一时期的松江府，既是“苏松熟，天下足”的粮仓，又是“衣被天下”的棉纺织业中心。行政建制的稳定，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保障，而经济文化的繁荣，又反过来推动了行政区划的细化。清雍正年间，因人口增长与赋税管理的需要，朝廷先后析华亭县置奉贤县，析上海县置南汇县，析嘉定县置宝山县，这些县域的划分，大多以自然水系或交通要道为界，既方便治理，又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。

　　明清时期的上海，不仅是江南的经济文化重镇，更是海防要地。崇明岛的行政建制演变，便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体现。崇明岛由长江泥沙冲积而成，唐代时始有人居住，宋代设崇明镇，元代升为崇明州，明代降为崇明县，隶属扬州府，清代改属松江府。由于崇明岛地处长江入海口，是抵御海上倭寇的重要屏障，明清两代均在岛上设立军事卫所，使行政建制与军事防御相结合，形成了“以岛为县，以县御海”的独特格局。

　　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上海开埠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，也彻底改变了上海的行政区划格局。依据《南京条约》及后续的不平等条约，上海先后设立了英、法、美三国租界，逐渐形成“一城三租界”格局。其时，上海与周边乃至全国人口频繁流动、经济深度往来、文化交流交融，“海纳百川”的城市精神就此生根萌发。租界作为“国中之国”，拥有独立的行政、司法与警务权，其区域划分打破了传统的“依水划界”模式，采用经纬线式的近代城市区划方法，建立了完善的市政设施与管理体系。租界的存在，使得上海形成华界与租界并存的“双重行政体系”，这种特殊区划格局使城市丧失了完整的管理主权，破坏了城市的统一格局，客观上虽然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进程——租界内的西式建筑、煤气路灯、有轨电车等近代设施，成为上海从传统县城向近代都市转型的标志，但更给上海带来了深重屈辱与压迫，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上海地区行政区划不断调整以适应时代变化。1912年，民国成立，撤销松江府，上海县直属江苏省；1927年，国民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，成为行政院直辖市，这是上海首次成为中央直辖的行政区。上海特别市的辖境包括原上海县的城区部分和租界的周边区域，面积约490平方公里，下辖20个区，标志着上海从传统的府县体系中脱离出来，已经呈现出近现代大都市的雏形。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南京国民政府恢复上海特别市的建制，对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调整，下辖31个区，面积扩大至600多平方公里。

▲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一角

　　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，开启了上海行政区划发展的新纪元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上海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调整，主要围绕“扩大市区、整合郊区”展开。1958年，为适应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需要，中央政府将江苏省的上海、嘉定、宝山、松江、金山、青浦、南汇、奉贤、川沙、崇明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管辖，上海市的面积从618平方公里扩大至近6000平方公里，基本形成了今日上海的市域范围。这次行政区划调整，不仅扩大了上海的发展空间，更实现了市区与郊区的有机融合，为上海建设成为综合性大都市奠定了空间基础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随着上海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原有的县域行政建制逐渐不能适应时代需求，优化城市市区规模和结构成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方向。1992年10月，撤销川沙县、设立浦东新区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，标志着上海的城市发展重心从浦西转向浦东，开启了“东西联动、两翼齐飞”的发展格局。

　　进入21世纪，上海的行政区划调整更加注重“区域协调发展”与“城市功能优化”，卢湾和黄浦、南汇和浦东、闸北和静安等区先后合并。这些行政区划调整，优化了城市核心区的资源配置，提升了上海中心城区的综合承载力和竞争力；同时，推动了郊区的城市化进程，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，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。

　　如今的上海，辖16个市辖区，常住人口2400多万，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与国际化大都市。上海从史前的聚落群落到当代的超大型城市，历经五千多年风雨，每一次行政区划变迁都沉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从松江府的文韵流芳到浦东新区的高楼林立，从崇明岛的海防要地到黄浦江畔的国际金融中心，上海的行政区划不仅是空间的划分，更是时间的载体，记录着一座城市从江南水乡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华丽蜕变历程。

　　从唐代设立华亭县到元代出现上海县，从明代松江府的鼎盛到近代上海特别市的建立，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城市区划的调整，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，上海区划版图在一次次重构与演变中不断延展壮大。温文儒雅的江南底蕴、兼收并蓄的海派风骨、中西合璧的开埠风情、热血激荡的红色基因，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、交相辉映，滋养并沉淀出上海人聪明机敏、谦谦温润的独特气韵，培塑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品格。上海的行政区划变迁，不仅是一部空间演变史，更是一部城市精神的塑造史。2007年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概括提升为上海16字城市精神，即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。

▲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鸟瞰。来源：上海虹桥微信公众号

　　传统的“依水划界”模式，塑造了上海“因水而生、因水而兴”的地理基因。黄浦江与苏州河不仅是上海的母亲河，更是上海行政区划的天然界线，从唐代华亭县以黄浦江上游支流为界，到当代浦东新区与浦西各区以黄浦江为界，江河始终是上海行政区划划分的重要依据。这种与水共生的地理格局，不仅造就了上海“水乡泽国”的自然风貌，更孕育了上海人“灵动包容”的性格特质——就像江河接纳百川一样，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，形成了“海纳百川”的城市精神。

▲崇明岛西沙湿地。来源：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官网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市民政局）